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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午时节说屈原
编辑/编辑:李秀贤   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05-09-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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    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到了。粽子飘香,龙舟竞发,此时人们会怀念投江自尽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。想起屈原,我的脑海里会浮现这样的景象:在洞庭湖畔湘江之滨,一位清癯的老人正对着浩瀚的宇宙高声吟唱,仿佛这人世间容纳不下他那无比的愤怒和幽怨。“高余冠之岌岌兮,长余佩之陆离。”他一路吟唱而来,怀抱石头投入汨罗江中。
  想起屈原,我总是想,屈原不必自尽,他可以委曲求全,以待东山再起。可是,极度愤怒和悲伤的诗人,绝望了。“党人”误国、怀王昏乱、国不将国,爱国忧民的他能不愤怒和悲伤吗?怀王疏远、群人贪鄙、学生变节、自身流放、楚国衰弱、民族灾难、百姓流亡,对民族和国家忠贞不渝的他能不绝望吗?这些活生生的现实告诉他,他不可能有一个与之倾诉的知音。他只能去找楚国的始祖高阳氏,去找已成为天帝的舜,去找各方神祗一诉衷肠了。
  他也有春风得意的时候。据《史记》记载,他“博闻强志,明于治乱,娴于辞令,入则图议国事,以出号令;出则接遇宾客,应对诸侯。王甚任之。”他任过左徒之职。左徒是仅次于令尹的高级官员,相当于上大夫,可以掌内政外交。他任过三闾大夫之职,掌王族三姓,还兼王室宗族的长官,负责修撰族谱和王族子弟的教育。他生活在楚国最强盛的时期,因而他对楚国对楚王都抱有极大的希望。他希翼楚国“乘骐骥以驰骋”(《离骚》),而自己“导夫先路”(《离骚》)。他还希翼“国富强而法立兮,属贞而日 ”(《惜往日》)。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楚国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,带着实现“美政”的理想去奋斗,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(《离骚》)。多么远大的理想啊!但是,他不断地看到国家“路幽昧以险隘”,“皇天之不纯命兮,何百科之震愆?民离散而相失兮,方仲春而东迁”(《哀郢》)的悲凉情景。他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了。报国无门,又遭到群小排斥与打击,被流放江南。屈原面对国难当头又被流放的景况,满腔悲愤。这种悲愤不仅是情牵个人的命运,而是情牵整个民族的命运。如鲠在喉,不吐不快,于是他写下了如火山爆发似的不朽诗篇-----《离骚》。
  屈原被流放江南,并没有后来宋代的苏东坡流放(贬谪)到南荒的环境恶劣。苏东坡三次被贬,自嘲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(《自题金山画像》)。他们同是诗人,但为人处世的作风不同了。屈原愤慨还是愤慨,而苏东坡达观又洒脱了。苏东坡自小“奋厉有当世志”(苏辙《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》),少年得志,可惜“一生罪过,开口常是”(王明清〈挥麈后录〉),文祸缠身,一贬再贬。但是,他的思想意识里佛教的成份很重,他可以看开一切,以陶渊明为榜样,乐归田园,晚年以“和陶诗”为乐。陶渊明“不为五斗米而折腰”,做一个忘情于世,寄心及隐,悠哉游哉的诗人。苏东坡学陶渊明的归于田园,但也没有忘情于世而悠哉游哉。他依然过问“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?”(苏东坡〈水调歌头〉),情牵汉黎百姓。
  真想悲愤中的屈原能有苏东坡一样的达观和洒脱。但莫大于心死,诗人愿以死来表白自己的心志,大家只能在几千年后叹息了。当然,有了这样的达观和洒脱,历史的悲剧就没有这么精彩。但是,有谁会热衷观赏精彩的悲剧呢?
  其实,即使屈原没有苏东坡一样的达观和洒脱,也可以不投江自尽。他所生活的时代,“邦无定交,士无定主”,人们忠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信念比较淡化。孔子、孟子等名士就曾周游列国,寻找实现自我理想的良机。与屈原同时代的苏秦、张仪之流更是朝秦暮楚。那时不得到重用的屈原,如果离开楚国,一定会有一片新天地。可是,他“宁赴江流,葬于江鱼之腹中,安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俗之尘埃乎”(〈渔父〉)。这就是屈原的精神了,这就是他光辉峻洁的人格了。
  怀念屈原,为他悲剧的命运叹息,感悟他忧国忧民的精神,体会他光辉峻洁的人格。这是大家所能做到的。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下下而求索。” 屈原作为一个宗族感、民族感、家国感都极强的政治家和诗人,求索的无非是民族和国家的兴盛。大家求索什么呢?!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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